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怎样在实践中产生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巨大成功，产生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集中地反映在“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两本著作中，即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和最新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新一卷文选在时间上紧接上一卷文选之后，收入的是邓小平同志1982年至1992年的著作。这十年，正是我们排除一切干扰全力以赴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十年；同时也是我们根据实践在理论上进行最为积极的、最富有成效的探索与创造的十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逐步形成与发展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的著作，正是这一过程的真实记录。在这本文选的开卷篇《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明确地向全党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在文选的结束篇《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他对这一理论做了全面、精辟的总结和概括，为党的十四大报告系统地阐述这一理论提供了依据。通观全书一百一十九篇著作，结合上一本文选，不但可以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各方面的重要观点，而且清楚地看到这一理论是怎样在实践中产生的生动过程。
（一）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二十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产生的。这一理论为什么会产生，最初是怎样产生的？这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论述最多的问题之一。首先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系统地学习和掌握这一理论，会有很大帮助。
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后，社会主义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蓬勃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社会主义几乎成为一切进步人士的理想和追求。
然而，自50年代中开始，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出现了曲折。各国共产党人都在思考着出现曲折的原因。中国在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为期十年的“文革”灾难，更迫使中国共产党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进行严肃的反思。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酝酿产生的。
在文选中，邓小平同志全面地总结了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30年的历史。他指出，这30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建国头8年，发展是健康的，形势非常好。以后就出问题了。从1958年到1978年，耽误了整整20年时间。这期间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但总的来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端正，搞封闭和僵化的政策和体制，特别是长期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党的八大正是根据这一原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正确决策。然而，这一正确认识后来竟完全走向反面。邓小平同志深刻地分析了这一谬误产生的原因。他指出“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左”的指导思想是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扩大化时开始形成的。以后越来越脱离实际。面对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复杂情况，做出错误判断，人为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程度，逐步影响到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从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改变了八大的正确提法。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形成一整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四人帮”鼓吹“贫穷的社会主义”。至此，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并且达到荒谬的地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左”发展到了极端。“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要人们安于贫困落后，说什么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四人帮”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四人帮’荒谬的理论导致中国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
如果过去面对失误和曲折，只是使我们思考“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文革”的灾难则使邓小平同志认识到首先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说，“文革”的沉痛教训，迫使我们重新思考。面对“四人帮”在社会主义理论上造成的混乱，他不得不反复说明那些属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的最基本的道理。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要为共产主义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打下物质基础，所以，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就我国来说，首先要摆脱贫困，找出一条较快的发展道路。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这种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在“文革”中他第一次被“打倒”时就开始了。正是在江西住“牛棚”的那些日子里，新思路的萌芽已在他的头脑中酝酿产生。因此，1975年，他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便立即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实际上与“四人帮”那套谬论唱反调，主张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全面整顿。这次整顿实际上是后来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的先导，是新思路的一次预演和尝试，因而对新时期的历史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这一点，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他说：“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包括批判穷共产主义。
然而，要纠正由于复杂原因在长时期中形成的失误，需要多方面的条件，而且首先要从造成这一恶果的“左”的指导思想中摆脱出来，恢复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不久开始的“两个凡是”与实践标准的争论，终于历史地、必然地把问题提到哲学的、思想路线的高度。邓小平同志回顾了他是如何首先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领导那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他说，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出来工作的，“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深刻地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由此揭开了历史的新一页。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下，重新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党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特别是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抓住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客观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这一关键问题，全面、系统、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历史，主要是建国以后的历史，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决议”总结了十条。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和平的外交方针，党的建设等等。可以说是我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次初步概括。“一国两制”虽然没有包括在内，但主要思想当时已经产生。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1年6月作历史决议，大政方针都定了，包括对外政策和对香港、台湾的政策，都定了。
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些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三个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他还指出：“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显然，这正是十三大之前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当时都已明确提出来了。
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指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就是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他当时多次指出，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向全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句话，准确地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本质，成为这一理论的最高范畴。它的提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产生的标志。邓小平同志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二）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基本内容，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中产生的。但它大量丰富的具体内容，则是在总结新时期十几年的实践中形成、发展、充实、完善的。这一认识与实践过程，在文选中反映得十分充分。
例如，工作重点转移以后，现代化建设要分几步走，具体达到什么目标，什么时间达到，这样的问题很自然地摆在我们面前，需要作出回答。邓小平同志认真分析国情，参照国际标准，在1979年12月会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文选中，他多次回顾这段历史，说“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内容的“新概念”，就是在那次谈话中形成的。以后，当实践证明这一设想是正确时，邓小平同志又在1984年至1986年间，进一步提出分三步走，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完整战略设想。
再如，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生产责任制的改革形式。邓小平同志及时总结经验，不失时机地把改革转到城市。他由此形成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全面改革思想，并在1984年至1986年的一系列谈话、讲话中，提出了改革的性质、意义、原则、步骤、范围等重要观点。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实践发展，提出加快改革步伐，尽快进行物价体制改革，着眼于为下世纪的更大发展创造条件。他在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如：用若干年时间把价格初步理顺，最终面向世界市场。改革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金融是现代化经济的核心。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要在新的条件下建立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要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个飞跃，上个台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稳定和协调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特别是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著名观点，对我们逐步明确、并在十四大上最终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邓小平同志就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系统丰富的改革理论。
又如，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我们把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我国新时期外交的总方针，1980年元旦，邓小平同志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8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以后，这一外交思想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建设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1984年后，根据国际上出现的缓和趋势，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著名观点。他把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认为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已成为核心问题。对国际形势的这一正确判断是邓小平、党中央在1984年作出全面改革和1985年作出裁军百万重大决策的重要依据。1985年6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我国对外政策的“两个转变”的思想，强调和平的和独立自主的方针。就是在这期间，我们形成了我国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切表述，标志着新时期外交思想的成熟和完善。1988年，邓小平同志敏锐观察到美苏两极格局开始瓦解，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观点，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反响。以后，他又根据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灵活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在1989年9月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使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赢得主动，集中精力继续做好加快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这件关键大事。
此外，在十多年的实践中，邓小平、党中央还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外开放，军队和国防建设，科学教育，文艺，统战，党建，民族，宗教以及“一国两制”等方面，都形成了一整套具体、完善的方针政策、理论观点。
在上述一系列方针政策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它的提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他说：“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这些方针政策时，就突出地强调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就不是作为一般的方针政策提出的。但是全党真正接受这一点，则有一个过程。
比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第一次提出时，就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以后又反复指出“四项原则是所有政策的基础”，“如果动摇这四项基本原则的任何一项，就会动摇整个现代化事业”。对这一点一开始并不是所有的同志对其重要性都能够充分意识到。只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造成动乱，使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后，才使许多同志对此逐渐有了认识。1986年底和1987年初南方几个城市出现的动乱，给全党以深刻教训，这是十三大把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为两个基本点之一的重要原因。
又如，改革开放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就已提出。当农村改革取得重大成功之后，他及时进行总结，对改革开放作出极高评价，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他把改革开放称之为实现宏伟目标的“根本政策”。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甚至把它提高到革命的高度，多次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当时许多同志对“改革是革命”的提法并不十分理解。1984年至1988年，全面改革开放带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政策的决定作用愈加充分显示出来。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作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述，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地位和作用。实践逐步教育了大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改革的政策，人们一开始并不是都能理解的，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为此，党的十三大把改革开放提高到两个基本点之一的高度。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十三大之前被概括出来，标志着全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它的产生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和主架，使这一理论一下子立了起来。
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形成中，我们对这一理论的产生过程看得更为清晰。
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对中国式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样子，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模糊的。国外客人也经常问我们“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类问题。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一开始还不可能形成一个清晰的蓝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可能形成完整轮廓。这是在实践中逐步完成的。
应该说，邓小平同志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作这种系统概括的工作。前面已经提到，我党对这一理论所做的第一次正式概括是1981年6月的历史决议。而真正开始形成一个较清晰的思路，是从1984年开始的，标志是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同志会见以冈田春夫为团长的日本代表团时的谈话。这就是收入三卷中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在那次谈话中，冈田春夫问邓小平：中国的现代化蓝图是怎样构思的？邓小平同志回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制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此，我们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我们确定了实现四化的最低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确定了改革和开放政策。从中国实际出发，改革从农村开始，取得成绩后，再转到城市。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对外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引进外资只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小平同志最后说，要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篇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实践中形成的最重要的方针政策、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全篇贯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主线，清晰地勾画出我国现代化的一幅完整蓝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框架。
有同志问，为什么从1984年邓小平同志开始形成这种系统的认识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到了1984年，取得了巨大成功，形成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局面。在这一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已大都较完整地形成了，其正确性也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实践和认识的发展都到了已经可以从整体上对这些认识进行系统地概括和阐述的时候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及时地作这一系统化的理论工作。
如果我们把邓小平同志1984年的这次谈话与他1979年会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稍加对照，会发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生动过程。当时，大平正芳问邓小平的问题与冈田春夫问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中国的现代化蓝图是怎样构思的？邓小平同志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作了短暂的思考，然后提出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的设想。他后来说，当时刚开始决定集中力量搞现代化，但怎样搞法，确实还没来得及考虑。但是五年之后，当日本客人再问同一个问题时，邓小平同志胸有成竹地、滔滔不绝地讲了上述一大篇道理。可见，经过五年的实践，我们对我国现代化的认识深刻具体和系统得多了。
自从这次谈话之后，邓小平同志又在一系列谈话和讲话中，对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到十三大之前，形成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十三大报告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将这一理论概括为十二条，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轮廓”。而也就是从1984年开始，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把邓小平称之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说他设计了一幅中国现代化的完整蓝图。
（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对为解决实践问题而提出的方针、政策、办法、措施，进行总结概括，上升到理论的过程。第一步先形成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准确的表述语言”。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步发展战略目标”、“改革开放搞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保证”、“四有”、“两手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国两制”等等。正是这些“准确的表述语言”，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和概念。我们知道，这些大多是邓小平同志概括出来的。然而，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党中央还进一步从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对这些方针政策做出系统的解释和回答，最终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这十几年中，实践每向前走一步，每一项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的提出，几乎都会遇到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可能从理论上做出满意解释。怎么办？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邓小平同志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至于一件事该不该做，做得对不对，看实践效果。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就是这样提了出来。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上就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以后，他多次谈到这个标准问题，到视察南方谈话时发展为“三有利”的完整的思想。这实际上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大胆地实践，才形成了一系列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方针政策。然而，改革愈深入，愈对理论提出要求。不从理论的高度来回答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我们不可能放下包袱，更加大胆地、也更加健康地向前推进改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他还说，对我们的一些构想，“现在我们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刻、实际的阐述。”
较集中和富有成效的理论探讨，是1984年10月全面改革开放之后。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认为，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十三大，是中共在理论上探讨最积极的时期。实际上，我们的探讨一直在进行，而且愈来愈深入，并不断有所突破。最大的突破主要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同。这一点，列宁、毛泽东都已意识到。列宁说过：“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他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没有稳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毛泽东也提出过“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概念。但他们都没有形成较成熟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为搞现代化建设认真地研究国情，特别是确立了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观察思考问题的新思路。这些都使我们得以更加客观地认识到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这一事实。因此，1981年6月的历史决议中已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但当时并没有展开。
对它真正深刻的认识是在改革的实践中实现的。我们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行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等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以及其它领域的改革措施，实际上都是在“往后退”，然而在实践中却都取得了重大成功。到十三大时，我们开始形成以公有制为主，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裕起来；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一种格局。这一格局正是建立在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这个基础上的。这些都说明，只有承认这一点，客观判定我国目前所处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才能从根本上对我们采取的这些改革措施的正确性、合理性做出解释。但是，这需要突破那种根深蒂固的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的传统观念。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同志说了一句一度使一些同志不太理解的关于我们搞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的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从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看，如果按马克思当初设想的较高级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来说，我们是不够格的。这句著名的、坦率而又深刻的话，极大地启发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党的十三大确定以这个问题作为理论的突破口，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和说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它形成的前提条件，十三大称之为“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的依据。”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一切都要从”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二、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二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们首先是从第一个问题上突破的。
过去我们一直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列宁在革命后根据俄国的现实，虽然不得不允许一部分商品的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让步。斯大林也只是把商品经济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突破是我党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存在不是暂时的和一定范围内的。邓小平同志曾说，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就有，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有？邓小平认为，明确这一点，是一次真正的理论上的突破，因而也是真正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此，他对“决议”评价极高，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他还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这一理论上的突破，与改革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和我国与国际上经济交往的日益扩大，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价值规律的作用日益覆盖全社会的经济领域。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意识也大大加强了。他说：“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显然，是改革的实践教育了全党。
但是，当时我们在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这一点上，还没有突破。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一位领导在向中央报告“决定”设想时，首先明确：“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这很能反映当时全党的认识程度。实际上，国内外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计划与市场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与姓什么无关。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而社会主义国家那种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证明并不成功。如果没有传统社会主义认识的包袱，而完全从客观实际出发，接受这一点并不困难。可惜，这个包袱对我们来说太沉重了，还需要实践来继续教育我们。
一向最讲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也是最早最深刻的。我们知道，在1979年他就说过搞市场经济“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话，1984年10月“决议”通过后，他讲得更加明确。这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我们从《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的谈话中可以看到，早在十三大之前的1987年２月，他就已经把问题点破了。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根据他的意见，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主。这使我们在认识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计划与市场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全党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这个问题终究回避不了。
十三大后，我国改革加快了步伐。以后的几年中，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促使邓小平同志对十几年来的改革实践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和反思。１９９２年初他发表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正是这一总结和反思的结果。“谈话”全面、系统、深刻地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在许多方面提出新的创见。
从这一谈话中我们看到，十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功，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更加说明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尽快把我国经济发展上去，这是使社会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更大胆地改革，这就要思想更加解放，再不能为某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僵化认识所束缚。现在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国家，面对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采取越来越灵活的方式和手段来发展经济，并取得显著效果。如果我们再用僵化的态度来认识问题，必将被历史所抛弃，不但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只会葬送社会主义。
这里，邓小平同志再次重提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从文选中我们看到，这次重提，实际上从1990年就开始了。1990年12月十三届七中全会之前，他讲过一次；1990年1、2月间又讲过一次；1992年初视察南方谈话是第三次讲。这样集中地讲，不仅与总结国际上的经验教训有关，而且与国内改革实践的发展有关。
自1984年10月全面改革以来，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实践中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党政、政企的矛盾，双重价格体系，条块分割，分配不公，三角债，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低下等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愈来愈认识到，这些问题都涉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三年治理整顿取得重大成就，经济形势得到了稳定。同时，支撑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生产疲软和效益低下，也突出表现出来。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企业走向市场，成为改革的关键。但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搞市场经济，认识上还不统一，怕市场经济搞多了会偏离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可见，这个问题已成为改革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突破它已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善于抓住关键环节的邓小平同志，在这一关键时刻，下决心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它的意义正如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十四大据此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建立这样的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
然而，这一认识突破的意义还不仅仅在此。如果计划与市场只是手段，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我们看到，邓小平同志在论述了这个问题之后，紧接着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新的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段话一下子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化了。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使我们搞清楚了我们的一些改革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而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突破，则说明，许多东西根本就与“社”或“资”无关。这样，就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我们不再纠缠在许多其实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开始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致力于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经过十几年实践与认识的过程，经过几次理论上的突破，终于在视察南方谈话时对社会主义上升到本质上的认识，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社会主义深刻认识，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全面总结了十几年来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根据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的丰富内容和精神实质，并在党中央几次概括的基础上，从9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做了新的概括，即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阶段、任务、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发展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等，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产生，第一次初步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还要强调一点，我们提倡解放思想，反对用僵化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绝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信仰有丝毫动摇。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确有一些人出于一种模糊认识而担心我们走的这条道路实际上是在一步步地走向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在这本文选中我们看得更为清楚。他说，他从年青时起接受马克思主义，一生为之奋斗，从未改变过。他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他说，要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他一直注意把发展生产力同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联系起来论述，说“我们干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穷人。”他一贯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主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他还提出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腐败等重要思想。对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在这一大的原则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当然，还是那个道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根据实践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否则是不可能坚持到底的。
（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过程，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最大的启示，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非是很容易的事情。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他创立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然而在建国后一段时期内他自己却愈来愈背离了这条思想路线。这里面原因很复杂，有许多可汲取的经验教训。比如长期革命斗争的经历，使毛泽东和党内许多同志习惯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出发来考虑问题。毛泽东同志就说过，他比较熟悉生产关系的问题，而对生产力则是外行。他当然希望大力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他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旦建立，就会极大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出发，急于建立较高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想尽快发展生产力。所以，搞“大跃进”，就一定要搞“人民公社”。这里，毛泽东同志忽视了生产关系只有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才能起到促进作用，而不在它的公有化程度有多高。他没有从我国落后的生产力的客观情况出发考虑生产关系问题，这就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失败事实充分证明我们的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水平，必须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往后退。农民群众的实践证明包产到户对恢复农业生产有效，这种生产关系形式较适合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毛泽东同志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却认为，退只能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再退就是方向、道路问题。这里，毛泽东同志是从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又一次脱离了中国实际。邓小平同志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正确的。他的那句著名的关于“猫”的话，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所说。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段话充分反映出邓小平同志正确理解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立场。
并不是说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后都不注意实事求是，他也一再告诫全党要从实际出发观察和处理问题。但是，同样说是从实际出发，却得出不同结论。如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周恩来、邓子恢等同志认为冒进了，提出“反冒进”。而毛泽东同志则认为正相反，“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提出“反‘反冒进’”。历史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判断是错误的。这说明，他没有真正了解客观实际情况，还是脱离了实际。而当他真正了解实际，就会形成正确认识。比如1961年他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让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下去蹲点搞调查，他自己也亲自参加调查。对实际情况有了比较正确的看法，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这是我们在那几年情况一度有所好转的重要原因。以上说明，连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可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多么不容易。
邓小平同志在这本文选的最后，充满信心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20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让我们牢牢记住邓小平同志这些语重心长、寓意深刻的话语，把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同现阶段的宏伟目标、具体任务结合起来，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光辉著作，坚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加快改革和建设的步伐。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大胜利。
“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人民日报》，1993年11月8日－9日）